短短一个月时间，“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足以说明“贪官污吏从来不是一个人在腐败”果然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反腐败斗争显然也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最后通牒”背后是国家的反腐魄力与反贪决心作为强力支撑。

　　自2011年2月10日原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被广东省检察机关以“涉嫌职务犯罪”刑拘之后的短短一个月内，已经全面崩溃的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3月19日，广东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察厅厅长林浩坤在茂名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大会，限令“有问题”的官员在4月10日之前向驻在茂名的专案组主动交待，以争取宽大处理。现在距离4月10日还有区区11天，问题官员应当放下侥幸心理，考虑主动坦白了。也许，一些人每天都在掰着指头，盘算着不断流逝的时间，权衡着“说”还是“不说”……

　　敦促官员投案自首的“最后通牒”并不多见。自“文革”结束后，中央要求腐败官员“限期交代”的举措，最早见于1989年8月15日，“两高”发布的《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必须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告》，规定坦白的期限至1989年10月31日止。当时适逢广东反贪局成立，首任局长回首当年的反腐盛况：那场地震式的反腐风暴中，首月就有3485人自首；在通告期限的最后一天，至深夜12点钟，还有人到反贪局排队等候投案自首，涉腐官员甚至下跪谢罪、痛哭流涕。这样的历史极大地滋养着公众的反腐快感和鼓舞公众的反腐信心，却恍若隔世。世易时移，在20多年的反腐博弈和反贪较量中，贪官已经告别了当初的青涩和单纯，经历无数场反腐运动的他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不会再在一声令下便举手投降，他们要考虑抗威慑成本与侥幸存活收益。一个“双面”官员罗荫国很好地说明了这一切，这位曾经到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介绍反腐倡廉“茂名经验”的“一把手”，最终辜负了自己的口号。

　　但是，问题官员负隅顽抗终究没有出路。短短一个月时间，“罗荫国交待出来了100多名处级以上官员”，足以说明“贪官污吏从来不是一个人在腐败”果然不是空穴来风，然而，反腐败斗争显然也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最后通牒”背后是国家的反腐魄力与反贪决心作为强力支撑。“4月10日前主动交待”，充分体现了我们党“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政策，也是问题官员反思、反省、自查、自纠的“难得机遇”，或是“唯一机会”。1948年12月，当杜聿明部陷入重围，脍炙人口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名义发出，其中提到：“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立即下令全军放下武器，停止抵抗……只有这样，才是你们的唯一生路。你们想一想吧！如果你们觉得这样好，就这样办。如果你们还想打一下，那就再打一下，总归你们是要被解决的。”是啊，问题官员迟早是要被解决的，即便你们见过世面、态度强硬、藐视通告，但怎抵抗得了这上下一心的反腐决心？如果你们想硬撑，那就再硬撑一下吧，只是，过了这个村，怎会还有这个店？

　　就在罗荫国“全面崩溃”之时，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加强市、地、州、盟党政正职干部管理工作。“市地州盟”这一级正职领导的管理成为“政治局议题”，在此前是极为少有，甚至是没有的。这除了传递出党中央对地市级正职领导的重视、“看重”之外，也传递出地市级党政正职领导在党和国家的事务中地位重要、责任重大、作用关健等强烈信号。正如会议所指出的那样，地市一级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处于承上启下的重要位置。而从事实来看，这一级领导的作风若不能严格把握，廉洁自律状况不能有效延续，容易使得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力、人民群众怨声载道、群体事件频发。如此一来，这些被下“最后通牒”的问题官员更是丝毫没有负隅顽抗的意义了。（南方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