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冬花在DNA实验内的工作场景。陈霄摄

　　当下一提到法医，不少网友会自动脑补起美剧《犯罪现场调查》中的一幕幕画面，凌乱血腥的现场、恐怖恶臭的腐尸、难以捕捉的蛛丝马迹……的确，从“麻瓜”视角来看，他们的工作场景配得上上述一长串的形容词。

　　然而，正如律师对待案件、工程师面对机器，翻动尸体、捡拾尸块对法医来说只是普通的业务操作，期间的冷静细致专注是基本职业素质，所谓的心理、生理反应早被遗忘得仿佛没存在过。可无论如何，这类“重活”仿佛还多是大老爷们来干，女法医该是怎么个样子?

　　笔者一行早早来到茂名市公安局，迎接我们的是位稍显局促、话不多的姑娘，几番交谈后才知道，她就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潘冬花，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技术大队主检法医师。

　　因还未到上班时间，潘冬花身着便装，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南方姑娘，肤色较深，脸上看不出任何化妆品痕迹，一聊到即将采访的话题就紧张讷言。“我不大会讲，忘性还大，好多都记不起来了。”说罢还羞涩地“呵呵”笑几声。

潘冬花接受本网专访 钟哲摄

　　从不害怕尸体 见到小孩遇害还是会“不舒服”

　　潘冬花确实不大会讲，举手投足都透着“憨劲”和木讷。她从警已经十余年，仅从2012年至今，她独立或参与完成各类案件的检验鉴定总计700多起，检验有关检材达3414份，认定犯罪嫌疑人175人;参加重特大命案等的现场勘查20起，解剖检验尸体17具……

　　更早的就没统计了，问及这几年来印象深刻的案子，用她的话来说，“办得顺利的往往忘得快，那些阻力多、甚至还没破获的案件才记得清。”

　　诸如第一次现场实习，脱离师傅指导之后第一次查验现场，这些“第一次”应该都会留下醒目记忆，但是很多细节潘冬花都已淡忘，只记得当时比较紧张。不过是由于担心自己业务不精，漏掉重要线索，“再腐烂、再臭的尸体我也只是觉得它臭，没有什么恐惧、恶心的感觉。”

　　笔者不大相信，一个正常人第一次看见这些总是会害怕的吧?可潘冬花还真想不起哪次出现过类似反应，“每次去现场、解剖室之前都有心理准备，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面对尸体，她脑海清晰浮现的是下面该怎么操作，担心的是有没有充分检测。

　　这种仿佛先天具备的“冷酷”并未让潘冬花变成“百毒不侵”的女超人，她很坦白地告诉我们，“每次看到遇害的小孩尸体都会有些不舒服，再怎么新鲜完好也会有那种感觉，说不出来……”

　　潘冬花举了两个案例。有个姐姐认为家长偏心，用刀砍死年仅11岁左右的妹妹，并埋在离家不远的农地里。村民闻到臭味后找到埋尸处，发现孩子的一只手没被完全掩埋，已经有些白骨化了。第二例是一名母亲因为婚姻纠纷，连续砍杀了自己的三名女儿。

　　这两例都让潘冬花清晰地感觉到那种“不舒服”，“她们那么弱小，毫无反抗能力，就这么被人致死……”顿一顿后，她又不知道该怎么描述。

　　这种“不舒服”并未对她的工作产生影响，“伤口多但大多不深，凶手应该是老人或者小孩，根据伤口判断出两种工具，小刀和柴刀……”她顺利地分析出“姐杀妹”案件的嫌疑人特征、第一现场所在地、凶器特征等。

　　第二例案件潘冬花更是全程参与，一天之内解剖检验了三具尸体，从早上10点到下午五点，午饭都没得吃，人都快累虚脱了。

　　潘冬花并不认为，儿童遇害会让自己更加集中精力来办案，对于每件经手的案子她都会同等地倾注精力，但是，“别人会因为尸臭恶心吃不下饭，我会因为被害的小孩而吃不下饭。”

DNA实验内的工作场景 陈霄摄

　　忍受枯燥和高强度工作太经常 永远是低调的幕后英雄

　　法医的工作目的是提供诉讼证据，而证据又需要形成完整的链条。抓到嫌疑人，对有些部门来说也许就意味着破案，但技术部门还一时难得轻松。

　　于是，查找嫌疑人时，法医需要加班加点找出能锁定案犯的证据;抓到嫌疑人了，又要扎扎实实拼凑出证据链。他们的工作既不是冲锋陷阵，破案后也很少会被当做英雄。他们注定是幕后的、持续的劳动者。

　　而且，侦破遇到困难时，法医往往要承担些压力，或许全队就等着你的鉴定结果，或许同事们都希望你能提供一个有力的新证据。

　　“现场到处都是血，最终找到了一件血衣。”在上述的“生母杀三女”案件中，嫌疑人很早就被控制，并因为自杀未遂躺在医院接受救治。剩下的工作主要就是仔细收集梳理证据，潘冬花和同事们证明了血衣属于该母亲，并且是在杀人时所穿，最重要的，她在衣服上成功检测出了未经混合的，三个受害女童的DNA信息。

　　类似这种复杂繁琐的积累证据链过程举不胜举，“最怕接到涉毒案，现场都非常凌乱，有时把大包小包的检材整理好带回去就得花一天的时间。”可是，现在她们面对涉毒案的机会却越来越多。

　　一名越南毒贩被抓获后，一直沉默不语，潘冬花又是通过精准的DNA测定，构成铁证，最终“零口供”定罪。

　　在现代刑侦技术领域，DNA检验已越来越被重视。茂名市于2012年5月建立DNA实验室，在半年的筹建时间里，潘冬花“忙疯了”!既要审核茂名市下辖县区的检验报告，又要时不时出外勤，其它时间就全心扑在建设DNA数据库的任务上。

　　“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完成了五年的工作。”目前实验室已采集完成DNA数据库信息10000多条，这意味着一万多次的采集、检验鉴定、数据录入等重复劳动过程。

工作场景 陈霄摄

　　不八卦，不爱逛街 “我不是女汉子”

　　“我的性格适合做技术类的工作，不需要太多的沟通应酬。”多年工作之后，潘冬花仍旧庆幸自己的选择。目前，她的多篇学术论文已经发表在国家级或省级刊物上，对于技术革新和尚未突破的悬案，潘冬花始终保持着探索的激情。

　　不仅如此，法医这份工作给了她足够的“掌控感”，工作中能清晰地体会到破案的进程;每个有力证据的提出，都“爆棚”着成就感与自信。

　　这一点在潘冬花的丈夫刘大军那里得到证实，“她这人聊起八卦来没一点兴趣，但要说起工作，立马兴奋!”

　　他们夫妻二人同在茂名市公安局工作，刘大军在指挥中心调研科担任副科长。起初，刘科经常给潘冬花打“义工”，例如把一百多张现场照片给贴到墙上。贴着贴着，刘科就有些受不了了。

　　说到这里，刘大军也显得有些羞涩，但毕竟是公安出身，现在也早已克服不适感，再“打义工”要专业得多。

　　穿上防护服、带上皮手套、口罩，潘冬花在清冷冷的实验室里一呆就是几个小时。“还时不时要被一些杂事烦着，从实验室出来总感觉需要发泄一下。”自然地，老公就成了“受气筒”。

　　但刘大军应对这些早有一套，认真倾听、不时安慰之后，再吐槽下自己的办公室杂务。潘冬花觉得丈夫好像更惨一些，也就心平气顺了。

　　“她把工作太多地带入了生活，还好我们是在同一个系统，相互理解起来就容易些。”刘大军告诉我们。

　　不爱八卦，不爱逛街，不会化妆，休息时也只是带着孩子在外面走走。“我不是女汉子，我没那么强势，哈哈!”潘冬花朴实地笑道。不错，她的工作容不得“浮夸”，每一个结论背后都是严谨冷静的推断，每次细致全面的检验都在走近正义，告慰亡魂。

　　笔者由衷地感到，潘冬花选对了职业，我们没法用某个标签化词汇来涵盖这个职业和从业者。走近潘冬花之后，笔者觉得，好法医也许就是这个样子的。

潘冬花与同事讨论案情

　　（陈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