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源同志工作和生活照片2007年3月，曾源同志及夫人（左二、左三）在家中听取茂名城市发展近况介绍。左一为黄光才同志

1992年6月，曾源同志及夫人（右一、左一）与原两广纵队司令员曾生同志合影

　　1975年春，曾源同志（右二）陪同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梁威林同志及夫人在茂名油页岩露天矿考察

1973年，曾源同志全家在市委大楼前散步

曾源同志工作和生活照片

　　1958年4月间，省委派曾源同志到茂名工矿区负责筹建城市的工作。我作为他“特选”的唯一随员也一同前往。从此，我跟随曾源同志开始了茂名城市的筹建工作。

　　由于工矿区属茂名县的范围，湛江地委为了工作方便，给曾源同志下了茂名县委副书记的任命，所以，曾源同志先向茂名县委报到。在向县委了解了工矿区的社情民情之后，又向茂名页岩油厂筹建处（当时在茂名县城办公）的领导方华同志等了解了页岩油基地的筹建情况。几天后，就带着我乘坐公路的班车到了位于工矿区边缘的公馆圩。

　　当时，我们还没有得到关于工矿区城市如何筹建的具体指示，而页岩油厂、油电住宅区（即炼油厂和热电厂职工住宅区）、露天矿和建筑基地选址确定的范围，急需动员村民搬迁。曾源同志马上带着我与页岩油厂筹建处陈开镰同志领导的搬迁安置工作小组会合，共同开展搬迁动员工作。

　　规划建设页岩油厂、油电住宅区、露天矿和建筑基地的范围，包括黄竹塘、黄谷坡、北坡岭、鱼荀位、竹园村、老彭坡、油甘窝等10个自然村，有五、六百户大约5000多村民需要搬迁。因此，曾源同志带着我走村串户找村民谈心，常常是忙到天黑还没有回到住地。在与村民谈话的时候，他总是耐心地倾听村民的诉说，脸上常常流露出一种很复杂的表情。他不止一次地对搬迁安置小组的同志说：这些村民感情很纯朴，从道理上都懂得要服从国家工业化建设的需要，但要真正离开世代相传的土地和居屋，很不容易呵！所以，我们一定要尊重和理解村民的这份感情，把工作做深做细，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他们多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曾源同志的这些话，对及时纠正征地搬迁工作中的急躁情绪，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段时间给我教育最深的，就是曾源同志在谈话中、在处理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对群众那份深厚的感情，它让我慢慢地学会了一个公职人员对待群众应有的基本态度和作风。

　　5月27日，茂名工矿区城市筹建处在新坡村渔花塘边的一座小院子正式挂牌办公。根据省委文件的决定，曾源同志为“茂名工矿区城市筹建处”主任，茂名县委副书记万景祥同志为副主任。筹建处下设组织、财贸、卫生、城建、交通等几个小组，每个组开始时只有二、三个人，曾源同志分工我担任城建组组长。

　　城市筹建工作正式展开以后，曾源同志要管的工作很多，包括向地委、省委请求调入干部，筹组市的行政机构；动员搬迁，安置搬迁人口，为急需上马的厂矿征购土地；筹集经费，开设商业服务网点，保证数万建设大军生活必需品供应；筹建学校、医院及文化设施，解决进场工人的后顾之忧，等等。既要每天听取各方面的汇报，研究解决相关的具体问题；又要经常跑湛江、广州向地委、专署和省委、省人委汇报请示工作，要人要钱要物。但是，他一直十分重视城市的规划和建设。筹建处分工时，他曾用凝重的语气对我说：“光才，城市规划建设这一摊子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想办法抓好！”在实际工作中，他对我始终很放手很信任，无论工作多忙，都总会安排时间听我的汇报。我和城建组提出的许多建议，都成了他进行工作决策的依据。

　　6月5日，省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小组受委托进驻工矿区编制城市规划。此前他们已参加“三次联合选址”，酝酿了城市规划的方案，但尚未正式形成规划文本和图表。那一天，规划设计小组的何家瑚副总工程师向筹建处领导介绍情况，曾源同志要我和城建组的同志陪同参加。当听国家城建部因考虑工人上下班交通不便，决定放弃“河东建生活区、河西建工业区”方案，将生活区分散布置在河西厂矿边缘的情况时，我对这种做法不理解，觉得这种布局根本就无法建成一个像样的工业城市，心里有点泄气。曾源同志对我说，现在是大跃进时期，“先生产、后生活”嘛！等以后工业基地发展起来了，我们再在河东那边建一个漂亮的城区。

　　不知为什么，曾源同志的这一段话从此以后总是不时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让我越来越感觉到了“在河东那边建一个漂亮的城区”的历史责任。可以说，“文革”过后我之所积极推动城市建设重点向河东转移，曾源同志当时说的这段话就是最早的原动力。

　　1858年9月8日，孙西歧书记主持召开中共茂名工矿区市委扩大会议，审议工矿区的城市规划。在会上，何家瑚副总工程师介绍了他们所编制的规划的基本情况。他们所规划的工矿区城市，总体格局是“两村”、“一城”（即露天矿工人村、机修厂工人村，油电住宅区作为“城区”）。总人口不超过10万人，其中“城区”这一块为5万人。听完介绍以后，领导们对规划提出了许多意见，认为规划的街道太窄，房子标准太低，整座城市不够大气，没有新兴工矿城市的模样。并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根据孙书记的意见，曾源同志叫我组织城建组认真研究会议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搞出一个修改方案，再与省规划设计小组研究，对规划进行修改。

　　我认真琢磨了规划的相关资料之后，向曾源同志谈了自己的想法。我认为，城市分散布置是上级做的决定，我们改变不了。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调整道路网的结构来改变城市的骨架，增强城市的整体气势。他认为我的想法很好，要我抓紧将修改方案做出来。

　　当时，规划的城区道路存在4个方面的问题：（1）东西方向主干道以南街区的街道大多数都是斜线，由此而造成了许多“丁”字型的交叉路口，既不利于交通组织，又不利于引导东南风进入街区。此外，还将建设用地分割成许多“三角地”，减少了土地的利用价值。（2）南北方向的主干道中间拐了一个弯，东西方向的主干道有些路段也是曲线，作为支撑一座城市的“骨架”，显得不够有力。（3）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两条主干道的宽度只有30米，像一个小镇的道路而不像一座城市的道路，这样的宽度不能满足日后交通发展的需要。（4）两条主干道都是“一块板”的断面，没有分快慢车道，自行车行驶没有安全保障，道路景观也不够理想。

　　针对上述问题，修改方案提出：将东西方向主干道以南街区斜线的街道，全部改为正东西和正南北方向的直线；正东西方向和正南北方向的两条主干道改为直线走向，宽度从30米扩大至40米，其他道路也适当加宽；正东西方向和正南北方向的两条主干道的断面，从“一块板”改为“三块板”（即：两个“慢车道”板块，一个“快车道”板块，分别用花坛隔开）。

　　省规划设计小组认为我们的方案既浪费土地又浪费投资，强烈表示不能接受。曾源同志给他们做了许多耐心的说服工作，才最终按我们的方案对道路网规划进行了修改，这才有了后来河西城区结构合理、气势大度的整体格局。这次曾源同志主持修改道路网规划的另一个重要意义，还在于后来补充修编河东城区的规划时，完全继承了上述理念，这才有了河东城区今天美丽的“棋盘式”的道路网络结构和主干道“三块板”的道路断面形式。

　　1958年7月7日，中共广东省委文敏生书记在广州召开茂名建设工作会议。会议同意曾源同志的建议，决定加快茂名城市行政机构的组建工作。会议要求，尽快提出茂名城市行政区范围和行政机构设置的方案报省委、省人委。

　　曾源同志在湛江工作多年，对湛江的城市绿化有着深刻的印象。工矿区城市筹建处刚成立他就对我说，一所房子几个月就可以盖起来，一条街道一年半载也可以建起来，但是，一棵树要长起来得好几年或者十几年。所以，你们不要等城市建起来才搞绿化，应先做好绿化种苗的准备。

　　当时，城建组下属没有园林绿化的机构和队伍。曾源同志要我尽快将园林绿化的队伍组织进来。他亲自与湛江市的领导联系请求支援，并要求筹建处组织人事部门抓紧调人。于是，我到湛江市园林处选调了两名园林技术工人，并从当地调选了两名干部，搭起了工矿区园林绿化队的架子。

　　曾源同志看准了筹建处附近的一块地，便亲自与乡村的领导联系，征下来做苗圃场。当年8月，茂名城市的第一个苗圃场——新坡苗圃场建成，并开始育苗。接着，又批给我们3万多元钱在河东征地340多亩办了一个苗圃场，叫做官渡苗圃场。

　　1959年春，在曾源同志的支持下，工矿区城建局又接管了林业部门的尚垌、佛子岭两个苗圃场，使工矿区城市园林绿化的苗圃基地面积达到了2000多亩，职工300多人。那时，4个苗圃培育的苗木除满足工矿区绿化之外，还经常无偿支援高州、电白等县造林绿化。

　　1958年秋，省委正式拨给茂名工矿区城市建设经费1000万元。1000万元在当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但作为白手起家建设一座城市，就显得十分紧张了。

　　怎样使用好这笔钱呢？曾源同志叫我组织相关人员，先与搞规划的驻茂名工作组研究茂名城市起始时，到底要建哪些市政公用工程和公共服务设施，然后再编出一个预算方案给领导讨论审定。

　　在驻茂名工作组的协助下，我们编了一个比较具体的预算方案。说这个方案比较具体，只是说它包括的项目内容比较全面，比如：市区的托儿所、副食品店、理发室、茶店多少间，建筑面积各多少；各种口径的给水管、排水管各多少等等都列上了。因为城市一旦建起来，就要给人们的工作、生活提供一个好的环境和各种便利条件。由于当时城市还没有做出每一个地段的详细规划，更没有全面铺开建设，方案的项目虽然“五脏俱全”，但所需费用的额度不可能很准确，只能是一个估算。所以，曾源同志对方案审了又审，还找相关同志反复研究，多次提出意见进行修改。最后确定了一个两大部分、19个项目、102个小项的预算方案。

　　凡是在曾源同志领导下工作过的人，都深切感受到他识才爱才、重视发挥工程技术人员作用的领导风范。我虽然不是工程技术人员出身，但是，我当过湛江市何鸿景市长的秘书，参加过我们国家建立城市规划工作制度当年（1956年）举办的全国第一期城市规划高级培训班，当过湛江市城建局的规划科长。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些经历，所以他就把我当作“宝贝”看。一接到来茂名筹建城市的通知，就马上向市委张伯泉书记提出要带我走。其实，他与我并不是十分熟悉，看重的是我参加过全国第一期城市规划高级培训班，当过规划科长。在筹建城市和后来的工作中，城市建设这一摊的事放手让我去抓。我对城市建设提出的许多建议（比如：修改河西城区的路网结构规划，扩大城市道路的宽度，设置“三块板”的道路断面，等等），他都很认真地思考，并作为决策的依据。他越是这样做，越使得我更加细心地从专业的角度为他出好点子，当好参谋。

　　1958年9月，省里下放了一批干部支援茂名建设。他了解到其中有4名建设工程类的技术人员，就交待干部人事部门将这4位同志安排到城建组。虽然当时这几位同志头上都戴了“帽子”（或是家庭出身问题，或是所谓的政治表现问题），有的人甚至对他们敬而远之。但是，曾源同志对他们都尊重，平时与他们接触的口气很谦和，工作上很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让他们很快就有了一种亲近感和温暖感。后来，这4位同志都成了城市建设的主要技术骨干，在茂名城市的早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技术骨干作用。

　　1959年5月，广东省茂名市人民委员会（即后来称之为“人民政府”的行政领导机构）全面开展工作，茂名工矿区城市筹建处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作为省委派来负责筹建茂名城市的“第一人”，曾源同志说：“今天，看到茂名这座城市筹建起来了，党交给的任务完成了，我的心里特别高兴，感到十分自豪。”（黄光才）

　　（本文作者为原中共茂名市委副书记、茂名市市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