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东省名校——高州中学迎来建校110周年之际，我再留心地翻阅了《高州中学校史资料》，感到分外兴奋，因为在文字里找到了我家庭与高州中学有很深的情缘记录，从中不难读出我家几代人在高州中学拼搏的足迹。

　　这段历史有这样记载：“廖孚五老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文学士。他知识渊博，讲学出众，教材他能倒背如流，深刻的哲理，能作通俗的阐释，深得学生欢迎，其它校教师纷纷前来校听课学习，传媒也争相报道……”这是记载我外公廖孚五在1928年(民国十七年)，得到当时高州中学校长、北京大学校友、茂名县参议长古懋维的十分赏识，特别聘请我的外公到高州中学任教，外公为高州中学立下了汗马功劳，培养一批批优秀学生，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评价，为高州中学争得了许多荣誉。

　　这些校史资料中又有一段记载我父亲周钟霖在校学习的一段历史：“1943年(民国32年)是年学校接到通知，在高中毕业生中挑选品学兼优的学生保送到全国著名的浙江大学就读，我校在当届的高中毕业生中推选了毕业成绩综合总分第一名的周钟霖，第二名的林广明，第三名的阮春生三人保送进入浙江大学就读，开我校免试保送学生入著名大学的先河。时因抗战，浙江大学已迁贵州，三人未能成行……”我父亲虽然未到浙江大学就读，后来还是考上了中山大学，中山大学校史里都记载着我家祖辈、父辈和我辈三代人的足迹。说来，父亲这一代人，除了父亲之外，还有我的母亲廖筠妤，我的伯父周钟云、周钟荣、姑母周钟芳、姨母廖倩蓉都是在高州中学毕业，除了姨母廖倩蓉1947年与卢国盛这些进步学生参加学生运动和地下武装革命斗争，未能上大学，其它人个个都考上国立中山大学，而到了我这一代，我的大弟弟在陈文昭老师的悉心辅导下于1982年以英语、语文在粤西地区第一名考入中山大学外语系，攻读英语和日语，以优异成绩获双学士毕业，小弟弟在陈永年、梁达宇老师的辛勤培养指导下，考上了上海海关学院，毕业后俩兄弟都分配在国家部门工作，并在单位担任领导职务。我女儿也是在高州中学考上了名牌大学，她在大学里也像千千万万高州中学的学子们为母校争得了荣誉，曾连年获得最高奖学金。说来，“高州中学真是我家几代人的摇篮!”这句话一点也不过份，最主要是他(她)们与高州中学一生结缘，才能跨进名牌大学的门槛。还记得，我们小时候父母都是用高州中学的校风和校训来鞭策鼓励我们，有时候还在我们兄弟面前讲一些他在高州中学读书时，和兄妹们你追我赶，相互竞争成绩出众的“威水史”。

　　我平生最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没能进入高州中学读书，因为在我读中学的年代，正值“文化”大革命，高州中学已成了招待所，想读书也无门可入。因我从小就是父母采用高州中学那良好的校风，严谨的校训来启导了我，可以说我的血脉里都流满了高州中学的血脉，有这种血脉流在我身上，也总是高州中学那种精神，永远是我的追求，正因为有此追求，所以我在任何时候都不甘于落后，记得1982年那年我们三兄弟一齐考上名牌大学，成为当时新闻媒体的一段佳话。我从星海音乐学院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化事业，成为学者，专家，还评上了副研究馆员(副教授)，是高州市“群众文化专业”唯一的副高职称的专家。说起来，我与高州中学很有缘份，也有一份真挚的感情，事事处处我都非常关注着高州中学，记得我有好几次应邀到高州中学为“文学社”成员开文学讲座，当时我无比激动，能站在这所百年名校的讲台上，份量该有多重呐!因此为了上好每一节课，我都认真备好课，认真琢磨怎样去从浅入深启导和提高同学们的文学兴趣……当年“文学社”这些同学们，相信今天都已经成为国家栋梁了，在此想来，我也倍感欣慰!说真的，正因为高州中学与我有缘，我的家庭可以说是“高州中学光荣之家”，正因为有缘，我家才有今天能与高州中学“四代同堂”。感谢您，高州中学，培育了我们家庭几代人，在此特别衷心感谢老师们为我的家庭付出的辛勤劳动。将来也许我的后代也会与高州中学有缘，到那时“五代同堂”、“六代同堂”无穷匮也！（周泽明）